俄罗斯副总理：制裁对谁都没好处 找更可靠伙伴

6.司法道德准则 法官应该按照职业道德原则来参加活动。

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当事人自身的选择，但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一些重大复杂的案件，比如死刑案件，事关利益重大，社会也比较关切，如果由一个经验不足的律师办理，固然说当事人可以选择他，但就出庭经验和技能来讲，就对案件的把握来讲，确实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如果某一个省省政府或者某一个市市政府招聘的法律顾问，考试通过之后就进入到这个行列了。

如果按照过去的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这显然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因此，有必要要进一步明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研究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和政府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之间的衔接问题，理顺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管理体制机制。王兆峰：凯撒的交给凯撒，上帝的交给上帝。就在前几天我听说广东律协组织开会的时候，有声音就提出广东省率先试点分级制度，这个观点还占相当的比例。刑事和民商事等案件通常要进入诉讼程序的，所以是诉讼律师、出庭律师。

讲这个题目，主要是基于当前我们新一轮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这样的大背景。关于律师分级制度，在中央酝酿讨论的过程中以及这次广东的会议上，我也提了很多保留意见。法官应该以清晰且易于理解的语言陈述他们判决的理由。

11.2 主观独立 法官应该在司法程序不受任何外部不当影响的情况下行动。司法程序和涉及司法管理的事项都是公共利益。例如，他们可以自由加入法官协会或其他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以有利于参加职业培训和保护司法独立。然而，欧洲人权法院自己的公开审判却在网上进行现场直播。

这些决策应基于候选人的绩效、资格、技能和能力。法官是服务社会的一分子，在没有公信力的前提下不可能有效司法。

成立该机构应该制定相应的制度，还应制定会员资格的标准和选拔方式的规则。鼓励设立法院新闻发言人，设立受法院、司法委员会或其他独立机构管理的司法专业媒体和通讯社。2.司法委员会 保障司法独立的适当方法是成立组成、权力和自治受宪法保障的司法委员会。口头听证加强了公民对司法独立公正作出裁决的信心。

然而，法官可能会参与其公务职能以外的活动，但这些活动不得妨害司法独立。法官聘任和晋升的透明度将通过发布聘任标准和进行职位宣传予以保证。委员会的宪法性规定将赋予其合法性的宪法地位，并通过立法、法令或规则进一步保障其免受行政干预。然而，实现司法事务知情权的同时，也应考虑到司法独立对知情权的限制。

司法机关可能会通过司法委员会表达它对议会提议预算金额的观点在不知道确定结果的情况下我们会怎么选择呢？风险中立者认为这两个相等，选择哪一个无所谓：1×50%+9×50%=4×50%+6×50%。

纵观世界各国治理史，最好的时候是德能双全的明君之治，最坏的时候是德劣能低的暴君之治，民主之治和法律之治则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也就是说，人性具有善和恶两种因素，它们都是与生俱来的，经过后天的熏染和学习，发展善的因素则成为善人，发展恶的因素则成为恶人。

道德的扬善功能和法律的抑恶功能都得以发挥。我们长期在人性善与人性恶之间争论是因为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在头脑中根深蒂固。法治和德治，哪一个更重要？也依赖于人性。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外儒内法是从汉代到清代以来的各朝各代的指导思想。每个人都是善和恶的混合体，不同的人区别在于善的因素更多一些还是恶的因素更多一些，构成从极坏到极好的连续分布，绝大多数人都是既不极好也不极坏的人，也就是一般人。为什么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主张？追根溯源可以发现法治德治的人性假设不同。

这就决定了治理不应该是点思维（要么恶要么善），而应该是区间思维（从恶到善），由此决定了法德共治的正当性：法治主要抑恶，德治主要扬善。马基雅维利断言人性是恶劣的，所以有《君主论》。

在二值逻辑之下，所有的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要么善要么恶。举例来说，有两份工资菜单：一份是要么1万要么9万，另一份是要么4万要么6万。

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开篇断言人之初，性本善。当我们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时，善治应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好相权取其优。

要么善要么恶的假设不符合现实，我们需要突破二值逻辑接受多值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会更加有效。柏拉图早年崇尚德治，有《理想国》，中年之后则转向法治，有《法律篇》，亚里士多德则一直坚守法治。到底要法治还是要德治？这是中国法学界和伦理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老百姓一直关注的问题。由此，荀子提出了法德共治的模式：明礼义以化之，启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

法治基于人性恶的假设，德治基于人性善的假设。这只是主流，实际上各个文明的开端，法治德治的争论就开始了。

由此，善治应该是法治德治并存，民主威权结合。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底的4万同时又尽可能希望得到9万。

一般而言，崇尚西学的人弘扬法治，固守中学的人尊崇德治。风险规避者偏爱后者，风险喜好者偏爱前者。

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改良式的，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改善人性：抑恶扬善。也就是建立在人是风险规避者的人性基础上的：人们尽管可能向往9万，但还是选择保底的4万。其善者伪也，也就是说，人性本身是恶的，善来自于后天的教化和努力。法治之所以比德治更加重要，民主之所以比威权更优的道理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

实证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人是风险规避者，风险喜好者是少数。荀子是儒家，但他认为人之性恶。

如果选择是非此即彼的，风险规避者会选择法治和民主，风险喜好者会选择德治和威权，因为绝大多数人是风险规避者，所以国家治理就应该是法治和民主。同时考虑最坏和最好的情况，法治并不比德治更优，民主也不必威权更好。

性相近，习相远也就奠定了道德教化的基础。西汉末期的杨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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